共产主义信仰激励先烈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
一种信仰，点亮东方的天空，始终激励着先烈们前赴后继、视死如归
1935年6月18日清晨，囚禁中的瞿秋白早早起床，换上新洗净的黑色中式对襟衫，白布抵膝裤。泡上一杯浓茶，点上一支香烟，临窗沉思，片刻，提笔写下绝笔诗。这时屋外脚步急促，他知道最后时刻到来了，遂疾笔草书诗半句：“眼底烟云过尽时，正我逍遥处。”注明“秋白绝笔”。
福建长汀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，面对行刑者，他盘膝而坐，微笑点头：“此地甚好，开枪吧！”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为了理清父亲的事迹，找到了当年下令对瞿秋白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。宋希濂在讲述了瞿秋白生前最后的情形后说：“我一直对瞿秋白先生坚定的信仰和渊博的学识非常敬重，只因职责所在，才下令杀了他。”瞿独伊听后，热泪长流。
人生大事，莫重于生死。是什么力量能够让革命先烈如此从容面对死亡？
如此令人扼腕慨叹的场景，并非仅仅存在于遥远的战争年代。
2003年初，非典疫情笼罩中国，坚守一线的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、共产党员叶欣身染病毒。当她病重至说不出话时，考虑的不是自己，而是用笔吃力地写下：“不要靠近我，会传染……”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特大地震突降。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中学教师谭千秋，弓着背，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，用身体将4名没有冲出教室的同学护在身下。学生活下来了，谭千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长江特大洪水、南方冰雪灾害、玉树地震、舟曲特大泥石流……每当国家和人民处于危难关头，总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，视死如归，冲锋在前。
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，这样一种精神绵延不绝，代代相传。他们身上那种超越凡俗的生死观根源何在？
“是信仰！”重庆市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庄重地回答。这个答案，他探寻了多年。
1985年，正是而立之年的厉华，来到重庆红岩博物馆。每次去渣滓洞，看到那些狰狞的刑具，那令人窒息的环境，他还难以理解先烈们面对地狱般酷刑、面对生死考验作出的人生抉择。从此，他埋首在一件件档案中、一封封书信里，执着地试图走进先烈们的内心世界。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，一桩桩荡气回肠的事迹，在他的面前浮现：
那是1948年的一天，审讯室的门开了，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人被带了进来，透过灰暗的灯光，审讯桌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打量着眼前这个人称“七少爷”的青年。“七少爷”刘国鋕出身四川庐县一个地主家庭，大学毕业后，因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被捕。这样一个富家公子能从骨子里相信共产革命那一套吗？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而已。徐远举想，只要稍加规劝，一定能使“浪子”回头。
询问开始了，出乎徐远举意料的是，任凭如何威逼利诱，刘国鋕回答得很简单：“我什么都不会说。”
面对酷刑，刘国鋕仍守口如瓶。今天，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中，还能看到当年徐远举对他充满迷惑的询问：“你们家有钱有势，革谁的命？造谁的反？”
刘家动用了种种关系来搭救他。国民党的战区司令、参议长、市长纷纷说情，狱方也一退再退，提出只要刘国鋕在认错书上签字，即可获得自由。然而，刘国鋕拒绝了。
1949年7月，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反动派却要做垂死的挣扎，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。
带着黄金、名表、空白支票，刘国鋕的哥哥再次来监狱打点。哥哥流着泪跪在地上求他：“只要保住性命，出去后你愿意到美国留学我出钱，不愿意留学可以跟我到香港做生意。”刘国鋕也流泪了，但坚定地摇着头：“我死了，只要党在，就等于没死。”
11月27日，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近两个月之时，刘国鋕被敌人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。被押赴刑场的路上，他高声吟诵着自己写的诗：“同志们，听吧，像春雷爆炸的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，人民解放了，人民胜利了。我们——没有玷污党的荣誉！我们死而无愧！”
先烈的精神，深深感染着厉华。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共产党烈士，70%以上出身富裕家庭，有的还是从海外留学归来，却坚定地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，选择献身共产主义事业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以生命坚守，至死不渝。
厉华找到了答案。近年来，他以红岩精神为主题做报告达1000场。他说：“不把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出去，那是一种罪过。”他宣讲的主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正是有了信仰，他们可以忍受人世间最为残酷的刑罚，可以微笑着面对死亡。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夏明翰的生命绝唱：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。”
正是有了信仰，他们视金钱如粪土，看富贵似烟云，痴情奉献革命事业。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的彭湃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被誉为“中国农民运动大王”。怕他“败家”，家中兄弟分产自立。彭湃将自己分得的田契当众付之一炬，宣布：“日后自耕自食，不必再交租谷。”
正是有了信仰，他们在柔肠寸断中，选择了抛妻别子，书写出惊天动地的人间大爱。1928年10月，25岁的共产党员陈觉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中这样说：“谁无父母，谁无儿女……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，所以牺牲了自己的—切。”5个月后，23岁的赵云霄在给初生的女儿喂完最后一次奶，留下遗书，从容赴死。
正是有了信仰，他们将手中的每一点权力、身上的每一份精力都用到了人民身上。杨善洲，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，一辈子坚守清贫，坚守激情：“当官一场手空空，退休又钻山沟沟。二十多年绿荒山，拼了老命建林场……”
信仰，绵延90年并将继续传递下去。不同时代的先烈有不同的特点，但对信仰的追求却一脉相承。他们被科学的理论所武装、被强国富民的真理所吸引，为了人民的事业、民族的理想，抛头颅洒热血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在他们心目中，信仰，如生命的火炬，长明不熄；似奋斗的旗帜，指引方向。
正是因为信仰，让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，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；正是因为信仰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，从“东亚病夫”到东方巨龙，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，中华民族以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，从苦难走向辉煌。
一种深情，先烈们以生命捍卫人民，人民以赤诚之心相回报，鱼水之情始终是共产党人永葆青春的源泉
4月5日9时，北京，毛主席纪念堂前，长长的队伍肃穆有序。
这样的场景，平时并不少见，只是，在清明的日子里，队伍又长了许多。
“我是带着孩子来的，让他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来的。想到毛主席一家六口为百姓幸福献出生命，谁能不肃然起敬？！”一位年轻的妈妈这样表达内心的感动。
为了人民，共和国领袖的家庭率先垂范：妻子杨开慧、大弟毛泽民、二弟毛泽覃、堂妹毛泽建、长子毛岸英、侄儿毛楚雄，6口人献身，这有多少次的肝肠寸断，有多少次的倾盆泪雨啊！
为了人民，为了革命，满门忠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岂在少数。
1928年，湖南衡阳礼梓山豪绅夏家的“天”塌了。2月28日，七子夏明霹，衡阳游击斗争领导人，英勇就义，时年不足20岁；3月20日，三子夏明翰被敌人杀害，时年28岁；次日，老五夏明震，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，在郴州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，年仅21岁；同年6月，老四夏明衡，湘南妇女运动领袖，光荣牺牲，年仅26岁。两年后，红军攻打长沙，夏明翰的大姐夏明玮支持儿子邬依庄参加红军，那天，他带人活捉了伪湖南省反省院院长，在押回红军总部的途中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19岁……
有谁知道，这以天下为公而奋不顾身的忠烈人家在那村间巷陌还有多少？在那无名的坟茔里还有多少？以这些人为代表的党，谁能不爱？这样的党引领的道路，谁不追随？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隆隆炮火中老大爷推车支前的无畏，看到了白色恐怖中孩子们村头放哨的机警，看到枪林弹雨中柔弱姑娘为渡江大军摇橹的镇定……
史料记载，淮海战役中，60万人的共产党军队打败了8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，参与战役指挥的陈毅说：“淮海战役的胜利，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。”我方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最高时达1：9。人民的口号是：“倾家荡产，支援前线。”
1948年秋，战士张忠孝在参加济南战役时壮烈牺牲。他和其他4位解放军战士的遗体被抬到了历城区港沟镇神武村，正在支前的村民刘修芝含泪掩埋了他们。
虽然日子艰苦，但刘家还是花钱请人做了5个墓碑，并刻上了烈士的事迹。5位烈士中，只查到了张忠孝的姓名和籍贯，另外4位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。每逢清明，刘修芝就带着家人祭扫烈士。在烈士坟前，刘修芝给儿子们立下规矩：“只要刘家还有后人，就要世世代代为烈士守墓！”
1976年，守墓28年的刘修芝老人去世。长子刘振顺接过了守墓“接力棒”。每年清明，他都要把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叫回家一起祭扫。
后来，刘振顺患上了脑血栓，大儿子刘延宝又接过了“接力棒”，成为守墓第三代。如今，刘延宝的儿子刘增龙又接下了重任。刘增龙已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第五代守墓人，只要刘家有后人，就会一直守护下去！”
革命者满门忠烈，用鲜血捍卫人民；人民代代坚守，将真情献上。
这是怎样的一种关系？就像种子与大地，有了大地的滋润，种子才能发芽生根壮大。有了种子的萌发，大地才充满生机。
1943年，16岁的杨善洲参加了滇西抗战。一次他被派去参加担架队。和他一起抬担架的是一个叫刘贵的农民。刘贵用绳索将杨善洲套在担架上，以便滑倒时能拽住他。上坡时，刘贵叫他在前，自己在后；下坡时，刘贵让他在后，自己在前。杨善洲走得轻松稳当，可刘贵走得挥汗如雨，草鞋磨烂，在山路上留下点点血迹。
人民的深情，让杨善洲记了一辈子。回报人民，奉献人民，成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。几十年里，他不知为多少群众“散过钱财”，帮多少百姓解过忧困，自己的妻儿户口留在农村，二三十年无力盖一栋新房，三个女儿靠不上他一点关系。他尽一生的忠诚与执着，一心为民，留下身后百姓悠长的怀念与敬重。
国之命在人心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中国共产党在90年历程中，以执着的信仰，用鲜血和真情赢得了民心。
